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中。”在众多名宦的家训中，如此简短直接的文字实属罕见。这37字的家训出自大名鼎鼎的包拯之手。

包拯为官26年（1037-1062），清正廉洁、不附权贵，将儒家“德主刑辅”的理念贯彻到底。在对亲眷子女的教育上，包拯非常严苛，也正是这样一种以身作则、严以持家的精神，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清廉官员的典型。

不持一砚归，严于律己为人表率

民间传说包拯出生在贫苦人家，自幼父母双亡，由嫂子抚养长大，这与历史事实不符。其实，包拯出身官宦之家，父亲包令仪曾做过惠安知县、掌管山泽苑囿之事的虞部员外郎、陪都南京留守等职。包令仪对包拯的管教十分严格，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，包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清正家风的影响，为他后来清廉从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027年，包拯高中进士，随后授大理评事，出任建昌知县，但包拯不想远离年迈的父母，所以奏请皇上将他派至父母身边为官，于是他又被改任和州监税，但父母仍不愿因此离开老家，包拯索性辞官在家尽孝，这一辞就是十年。直到父母相继离世，又守孝三年后，包拯才在邻里乡亲的劝说下外出为官。

1040年，包拯任端州知州，任内他储粮备荒、凿井取水，不但治理了西江水患，还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官办书院——星岩书院。

端州盛产端砚，达官贵族都以收藏一块上好的端砚为身份地位的象征。深得百姓爱戴的包拯，在离职时百姓们以端砚相赠，包拯非但没有接受，并且告诫身边的家眷随从也不得收受。《宋史·包拯传》记载：“端土产砚，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。拯命制者才足贡数，岁满不持一砚归。”

传说包拯在乘船离开肇庆驶出羚羊峡时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江面上翻云覆雨，包拯深感蹊跷，立刻询问下属。原来当地砚工为了表达对包拯的爱戴和不舍，专门托人送来了一块上好的端砚，随从以为一个端砚，也不是真金白银，收下不会有多大的问题。包拯得知后将此砚掷于江中，随后江面变得风平浪静，后来在包拯掷砚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岛，即现在的砚洲岛。

包拯掷砚成洲的故事充满了玄幻色彩，但是他“岁满不持一砚归”的事迹却有史可证。包拯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求极为严格，哪怕是一点小恩小惠都断然拒绝。任何贪腐都是从接受小恩小惠开始的，包拯正是立下了“不持一砚归”的决心，才成为被后世敬仰的清官。

不附权贵，立足本分洁身自好

包拯卸任端州知州后，于1043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第二年，他向宋仁宗上疏《乞不用赃吏》，写道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他认为，清廉的官员能成为百姓的表率，而贪赃枉法的官员则将被世人不耻。

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劾王奎，王奎数任转运使，借机侵吞百姓钱财，但他与宰相陈执中、贾昌朝关系密切，且深得仁宗青睐。包拯在最后一次弹劾王奎时言辞激烈地说：“今乃不恤人言，固用酷吏，于一王奎则幸矣，如一路不幸何！”意思是皇上任用酷吏王奎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件幸事，但一路百姓的不幸又有谁知道呢。最终，在包拯不懈的坚持下，仁宗不得不同意对王奎依法惩治。不仅王奎，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、宗室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，甚至六次弹劾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达官显贵，以至当时民间流传“有玷缺者，必曰有包弹矣。”

包拯在任开封府尹时，因为一些名门望族擅自在惠民河上大兴土木、私筑园林，导致河道堵塞、频发水患。包拯不顾情面，将相关人等全部依法处置，违建楼榭也尽被拆除。在开封府尹任上，民间流传着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的谚语，意思是有像阎罗王一样的包拯在，暗中行贿串通关系的事情根本不会有，这应该是对他的官德人品最好的评价。

在包拯的仕宦生涯中，他始终洁身自好，不趋炎附势，在职权范围内做好本职工作。当时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，虽然包拯对一些改革措施表达了反对的声音，但当改革失败，众多官员因此受到牵连时，包拯却积极为他们鸣不平。正是这种刚正不阿的品性使包拯从不融入任何派系，一心做好监察百官、整顿朝纲的工作。

包拯不但严于律己而且严以持家，民间素有“包希仁笑比黄河清”之说，意思是要见包拯笑，比让黄河水变清还要难。在包拯严格的家教下，他的儿子也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：长子包繶授官太常寺太祝，可惜英年早逝；次子包绶官至六品，历任太常寺太祝、国子监丞、濠州团练判官，后转任潭州通判，包绶过世后，箱囊之内，除书籍外，仅在衣袋中找出铜钱46枚。

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秀干终成栋，精钢不作钩。仓充鼠雀喜，草尽狐兔愁。史册有遗训，毋贻来者羞。”这是包拯在端州写下的一首诗。令人叹服的是，包拯祖孙三代都没有做下让后来人感到羞愧的事。如此清正的家风离不开包拯37字的家训，更离不开包拯将这37字家训的精神融入其为人、为子、为父、为官的生活中。（巩宸宇）